重庆是个非常奇特的城市，这在我长大后遍走各地无数个大小城市后，仍然这样认为。
     这座城市几乎没有自行车，这也在我幼小的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很显然是因为这个城市为山城，起伏坡度大，即便是主要城市干线都是依着山的形势而上下。为了这点，我和力平时常站那街头卖呆，就为看那上坡推着走，下坡溜着行的少数自行车的奇特行为。大概这个城市到后来发达的摩托车制造业就源于此种推演吧。
     我和力平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细算起来，我们数日来可说是饥饱不定。是不是也该犒劳一下自己呢？
     我们走在街上，往往就不由自主地在饭馆前放慢了脚步。那是本能的，不易觉察的踯躅……那街上飘过的菜香，总是如影似随于我们的鼻翼。在下火车前，我和力平就已经商定到了重庆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吃上一顿饱饭。现在我们离下车时间已经过去有两个多小时了。我们却无论谁都没有提起那吃的事情。
     很快，我们的注意力就发生了转移。重庆车站的北侧与半山腰的市区主街间是一个长约百米的坡道。看起来上山有三条道了。一是盘山而上下的沥青路面街道，汽车和少有的自行车都走在那里。另外一条道是青石铺就的千层台阶，远远望去，那数不清楚数目的石阶依山势而上行。宛如一条长长的蜈蚣。这里空气很潮湿，山坡上的石阶也似乎湿辘辘的，呈现出黑一块白一块的斑迹。有挑着担子的人常见，看是卖菜的、或者挑水。妇女有抱着木盆从那台阶上小心地走下，盆里装满着衣服。我猜想那是要到江岸去洗衣。小女孩子在台阶旁非常狭小的一片平地里就开始了跳房的游戏。
     我和力平兴奋地从那石阶的最底部一气儿跑上顶端，为了那前所未闻的长长石阶而兴奋。又忍不住亢奋一步三阶地从最上边弹跳着跑到下端。跑得浑身大汗，气喘吁吁，“再上？”，我说。
     “上！”力平也快活地大声应答。
     其实到后来我们才又发现了更令我们惊喜的上山通途——爬山缆车。
     那是在车站北侧的一个去处，人多，有时候就要排队。我们观察了半天。那是一辆类如公交汽车的敞蓬车体，卧在两道通向山顶的铁轨上，上下各有数条粗壮的钢丝缆绳牵引，车辆就可以向山顶缓慢爬去。约有数分钟上下一轮来回，每次可以运输30人左右。倒是真的解决了人们上山的问题。我想我如果在这里长期生活的话，就恐怕很难愿意再弃它不用而去爬山了。
     十四年后，陕西作协旅行团向西南途径重庆的时候，我又一次领略了这个爬山的独特设置，也就是那一次我才得以仔细地观察了那车、那缆，以及那依旧轰轰隆隆着，却多少基本未变的缆车的全貌。 我不知道那车在国内是否还有。但就那天我们几乎一直是挂在那车上的。一上一下各需付5分钱，与那时其它城市的公交车的价格相同。
     其实，细心的您大概早在为我们算着一本帐了。是的，我们身上的全部钱财基本未动，只在成都车站那个古怪的夜里从一个农村妇女的手里买了五块绿豆糕；在四川大学的恐怖历险后，惊恐中在近乎末日心态的失控状态下，放肆花费了一顿含有小菜的奢侈晚餐……
     然而在那一刻，您知道我们的思想却正在发生着如何疯狂的变异？我们意识到我们竟然成功地把握了我们的财政。所以我们不再做任何担忧，五分钱一次的上或者下让我们在那缆车上滞留了几乎一个下午。我们在缆车上忽上忽下地垂直观察这个山城的不同生态线，以及所能视及的万千人等……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小小缆车也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占领。这从那车上不多的座位上喷写的毛主席语录；从车头上刷写的标语以及不断有人递到我们手中的传单和很多人手臂上戴着的红卫兵袖章的细节里深刻地感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程度。
     在异地的陌生中也有令我们感受到亲切的东西，那竟然是这地方独有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红岩造反队”、“歌乐山曙光红卫兵司令部”，甚至更有令人一头雾水的“特殊材料造就的战斗队”红卫兵袖章。那是一种一反常用的毛主席题写的“红卫兵”三个字的毛体而用仿宋刚硬的“特殊”字型写就的“特殊材料造就的战斗队”。这很个性，在反对个性的年代里它很另类。
     缆车好似我们的家，在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里，我们在山城的坡道上就此享受着上上下下的快乐。从渐渐暗去的山城暮霭里，也从那人来人往的戴袖章的当地人群里，我渐渐感受着外乡人被排斥的凄凉。心境不禁凄凉。当车里的弱灯亮起时，我掏出了我的心爱——那曾用来冒充支援川大学生运动的红卫兵袖章。我把那被取下的毛主席纪念章又一一别上，恢复原状。
     力平像似刚睡醒，说：“天黑了……”，不知道是否在问。
     “知道啊”。我心底空落极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眼见缆车上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下来该干什么呢？
     一九六七年的重庆之夜，相比成都要安静了许多，甚至有着一种安谧的感觉。两座城市相距不远，却有着天壤之别。但这并非是说文革不曾涉及这里。恰相反，从那入夜山城的万家灯火中，被摇动扫射的探照灯照射得最最耀眼的山头巨型标语可以看出，这里也不曾遗漏，而也在被革命彻底荡涤……
     电影《啊，摇篮》里曾经描写过一所小学校，那所在老区与中共战火中生死患难的小学校后来随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新中国的解放战场，最终定校址于北京，起名“育才学校”。因了这学校的历史，这学校从此在京城无与伦比地显赫。然而这小学校的另有一部分，却近乎秘密地于1947年秋天迁徙进入古老的西安城城南五里处……五年后我出生，七年后我进入了这小学校念书，这就是西北第一保育小学。这期间大约17年，中共早期干部纷纷转入地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们的子女就都集中在这里念书。那时国家的经济尚处恢复阶段，所能顾及的也只能是这些特殊的学校。因此那时的生活水平是富足的，尤其在我们这些小孩更无后顾之忧。
     然而我们何曾想到，今天，我们在一个异乡的土地上，第一次将面临着的是今夜没有床！这是我此生首次体验。
     我和力平在车站的夜卖店柜台前犹豫许久，最终我们决定花二毛八分钱买两包饼干……有了饼干，嘴里细细地咀嚼那饼干，我们竟感受到了十分的满足。
     “怎么睡觉啊？”
    “不知道”我回答力平。我见他已经脸露倦意。嘴里的饼干嚼嚼就不再嚼了，也不努力去咽。
     我们就在车站花园里上了锁头的浇花龙头里吮吸着滴下的水珠儿。
     站里的火车头时不时地发出刺耳的放气声。一队红卫兵举着红旗正通过入站口，检票口立块牌子，上面写着“返乡串联学生专用入口”。车站里面好象没有夜晚，大的声音，亮的天光从那车站大门上方传出，站外就分外显暗，我们不禁有了些孤独的感觉。我不敢去对力平说起这些感觉。他也同样，从他已经很久不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我们想家了……
     我们决定摆脱这萦绕身边的黑暗，去车站里面找地方睡觉不是很好吗？
     我们走下山坡，饶到嘉陵江边的乱石堆上，我们努力辨认着白天从站里逃出来的那条道路……我们爬上山坡，我们来到站台上，我们越过数个站台、越过铁轨，终于来到了一列靠站检修的车厢前。疲倦越来越让我们焦急。我们挨着个去推那每列车厢的门。真的竟发现了一个开着的门……
     那夜前半截我们就睡在那车厢的行李架上。可以伸长了躺着，这倒是一个意外。虽然我在翻身的时候很为那架子的牢固担忧，但已经难以再做新的决断了，我们睡了过去……
     梆！梆！梆！
     迷糊中我们被一阵激烈的撞击声惊醒。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但非常困难。
     “力平，力平！”我小声地，急促地在暗里寻找力平。没有。
     车厢的门开了，走上来几个大汉，手里的手电光柱在车厢里上下地扫动。嘴里一遍遍地喊着“下了下了，下了啊，车里生耗子啦，刚打了毒药，毒死不管啊……”。却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进入，又向另外的车厢走去，甚至那光柱两次扫过我脸，他们却并不动怒，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喊“下了……车里生耗子啦……毒死不管啊……”。他们走了。
     力平这才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你在哪儿？”
     “椅子下面，那里舒服，不怕掉下来。”
     我们离开了那车厢，我们真的怕那车会被打过毒药。
     我们沿山坡向嘉陵江边走去。垂头丧气。那夜我们就躺在沙滩上，鼻子里嗅着白天农民卖菜时留下的烂菜的恶腐气，鼻子酸酸。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地去想：我们该回家了。一但这样的念头有了，我就又强烈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我和力平于混沌中商量了我们明天的计划：去向往已久的渣滓洞、白公馆。
     平生第一次我们在大天之下，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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